金庸的武侠小说《鹿鼎记》，通过韦小宝的虚构经历实写康熙一朝内外大事，包括擒杀鳌拜、平定三藩、 雅克萨之战、收复台湾等，涉及扬州、北京、昆明、莫斯科、台湾、钓鱼岛、少林寺、五台山等风云汇聚之地，但书中却多次提到嘉定。嘉定在清初是个不起眼的小县，连出生于扬州（扬州离嘉定不远，200多公里）的韦小宝也不知道嘉定这个地方。书中第二十四回这样写到，“韦小宝想，去嘉定大赌他妈的三次，叫做‘嘉定三赌’，又想，老皇爷和皇上都说嘉定三赌杀人太多，是件大惨事，为什么赌三次钱，便杀不少人？不知嘉定在什么地方，这地方的人赌钱本事厉害，倒须小心在意。”诙谐地表现了韦小宝的不学无术。那么“嘉定三赌”是怎么回事？书中还提到一个叫嘉定伯的人，这个人和嘉定有何关系？

韦小宝口中的“嘉定三赌”

令韦小宝摸不着头脑的“嘉定三赌” 就是嘉定三屠——1645年(南明弘光元年，清顺治二年)清军攻破嘉定后，三次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。

中国古代各民族间的矛盾与融合一直都是金庸武侠作品的核心，其作品主题思想逐渐从“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”发展到“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”，其中《鹿鼎记》是金庸武侠小说金盆洗手之作，金庸力图在书中创造一个华夏一统的民族观。在清代，嘉定三屠是满汉双方过不去的一个心结。书中塑造了一个对嘉定三屠充满歉意的康熙皇帝，以及为此而满怀仇恨的江湖豪侠；也是韦小宝用来胡诌的一个术语。因此，书中多次提到嘉定三屠：

韦小宝听到这里，更无怀疑，知道这批人是反对朝廷的志士……当年清兵攻入扬州，大肆屠杀，奸淫掳掠，无恶不作，所谓“扬州十日，嘉定三屠”，委实惨不堪言……（第七回）

康熙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扬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，杀人不计其数……我要下旨免了扬州和嘉定的三年钱粮”。（第二十四回）

韦小宝忙道：“不错。也不知说过几百遍了。他说鞑子进关之后大杀百姓，大大的不该，什么扬州十日、嘉定三赌，简直是禽兽畜生做的事。他心里不安，所以要上五台山来烧香拜佛，还下旨免了扬州、嘉定三年钱粮……”韦小宝又道：“鳌拜这大奸臣害死了许多忠良，小皇帝不许他害，他偏不听，小皇帝大怒，就叫我杀他。好师太，你若杀了小皇帝，朝廷里大事就由太后做主了。这老婊子坏得不得了，她一拿权，又要搞什么扬州十日、嘉定三赌……”（第二十五回）

康熙道：“这就对了。清兵进关之后，在扬州、嘉定杀戮很惨，想到这些事，我心中总是不安。”（第二十七回）

韦小宝道：“这座忠烈祠一起，天下汉人都知道皇上待老百姓很好。以前鞑……以前清兵在扬州、嘉定乱杀汉人，皇上心中过意不去，想法子补报……”（第三十七回）

一条辫子惹的“屠城”之祸

那么，历史上真实的嘉定三屠又是怎么回事呢？

嘉定三屠的导火索是所谓的“剃发令”。明末，崛起于东北的满洲部落有独特的发型特征，男子两边额角划一道直线，直线以外的头发全部剃掉，把脑后没有剃掉的头发分成几股交织起来，编成一条辫子。在战争中，辫发逐渐成为征服外民族的一种标志。清军每到一处，便要当地男性不分老少一律剃发。而属于农耕文化的汉族则有不同的发型习惯。清代之前的汉族男子，在成年之后一直留着自己的头发，所谓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可毁伤，孝之始也”，还有曹操割发代首的成语故事，可见汉族人民对留发的重视。清军入关以后，这两种文化发生激烈的碰撞。在满族贵族看来，只要汉人肯剃发，就会弃明忠清。而明官和汉人则把不剃发作为保持民族大义的表现。

顺治二年（1645）五月，清军先后摧毁了大顺、宏光政权。是年六月初五日，多尔衮在接到清军占领南京的捷报后，给清军江南统帅多铎下令：“各处文武官员，尽命剃发，倘有不从，以军法从事。”六月十五日，多尔衮又下达了一道严厉的剃发令：“自今布告之后，京城内外限旬日，直隶各省地方，自部文到日，亦限旬日，尽令剃发，遵依者，为我国之民，迟疑者，同逆命之寇，必置重罪。若规避惜发，巧辞争辩，决不轻贷”“若地方文武各官复为此事渎进章奏者”“杀无赦”。这就是“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”的恐怖政策。汉族人民普遍反感清廷的剃发令，特别是文风昌盛、知书达理的江南一带，抵制更为激烈。南明吴淞总兵吴志葵率兵赶走清廷派来的县令，占据嘉定城。进士出身、做过浙江参政的侯峒曾，联络黄淳耀、黄渊耀兄弟，主持城防，聚集乡兵，开始反剃发斗争。

七月初一起，清军江南提督李成栋率部5000人从吴淞发兵进攻嘉定。李成栋原是李自成农民军高杰部下，后随高杰投明，之后再降清军，镇守吴淞。嘉定城内号称有十几万人，但都是平民百姓，无法抵挡清军的进攻。七月初四，嘉定城墙被轰塌，清军蜂拥而入。清军的屠杀抢掠持续了一整天，城内上万人遇害。侯峒曾投河，黄淳耀、黄渊耀自缢。“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，舟行无下篙处。”七月二十三日，南明游击朱瑛再度率兵进入嘉定城，以杀“汉奸”的名义屠杀剃了发的百姓。李成栋急令嘉定县令浦嶂率兵杀回嘉定，实施又一次屠城。20多天后，本已降李成栋的原南明总兵吴之番率部造反，攻入嘉定城。城内民众以为希望来了，纷纷投奔吴军。然而，吴军不过是乌合之众，清兵一反扑便溃散，李成栋恼羞成怒，嘉定城遭到再一次血洗。嘉定人民在抗清斗争中牺牲或被杀两万余人，嘉定几乎沦为一座空城，《嘉定乙酉纪事》记载嘉定三屠的惨状：“数十里内，草木朱殷”“但见室家零落，闾井萧条，白骨载道”。清军的大屠杀，造成嘉定人口锐减，土地荒芜，民生凋敝，士绅阶层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。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，直到康熙中后期，嘉定经济文化才得以恢复。

剪与不剪：都成了无形的枷锁

《鹿鼎记》中康熙皇帝动辄对嘉定三屠内疚不已，并因此欲减免嘉定的钱粮赋税，在实行严酷文字狱的清朝，这显然只是作者的艺术加工。但嘉定三屠和嘉定抗清斗争却是真实存在的，这种反抗精神成为嘉定珍贵的精神遗产，并逐渐超越乡土观念和民族斗争的狭隘范畴，成为挽救民族危亡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武器库。在嘉定至今还能看到多处纪念侯峒曾、黄淳耀的遗迹。嘉定城西有侯黄桥，汇龙潭公园有侯黄先生纪念碑，上海大学嘉定校区的西林寺旧址有吴玉章题写的“陶庵留碧”碑，碑背镌刻着革命家吴玉章的七律诗：“长虹碧血气冲天，爱国英雄继千万，且喜纪元新世界，翻天覆地换人间。”清末，革命党将嘉定三屠的历史记忆作为革命动员的重要工具。邹容在《革命军》一书中首先提出“扬州十日，嘉定三屠”，开篇就写到：“我同胞看者!我同胞听者!吾读《扬州十日记》《嘉定屠城记》，吾未尽，吾几不知流涕之何自出也。”鲁迅在《杂忆》中回忆道：“别有一部分人，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，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，抄写出来，印了，输入中国，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，助革命成功；于是《扬州十日记》《嘉定屠城纪略》《朱舜水集》《张苍水集》都翻印了，还有《黄萧养回头》及其他单篇的汇集，我现在已经举不出那些名目来。”吴玉章回忆革命思想萌生时曾说：“我们尤其喜爱的是明末烈士黄淳耀。他在清兵攻破嘉定之际，首先叫妻子和弟弟上吊，并说‘弟弟，你们先走吧！我随后就来’，然后自己也从容自缢以殉国。”“在甲午战前，我读的就是这类书。这类书对于培养我的民族气节和革命气节，曾起过积极的作用。”甚至北洋军中，也借此传播革命思想。时为北洋兵士的冯玉祥在回忆录写道：“有一天工兵营排长孙谏声到房里来，我正在看曾文正公家书，他就很不高兴地说：‘你还想当忠臣孝子吗？’我说：‘当忠臣孝子难道不好不成？’他说：‘当孝子，我不反对；当忠臣我可不赞成！’又说，等一会儿，我拿两本书给你看看，你就知道我的话不错了。他把两本书拿来，一本是《嘉定屠城记》，一本是《扬州十日记》。记得他给我这两本书的时候，神色上很有些不寻常，他向四周巡视了一会儿，才从腰里掏出书来。送给了我以后，很郑重地和我说：‘没人的时候，你再拿出来看，千万不要叫别人看见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’”冯玉祥自述，他在看完之后震动极大，萌生了参加革命的念头。此外，章太炎、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魏文伯、胡厥文等都曾在著作和讲话中揄扬过这种敢于反抗的革命精神。

经过屠杀之后的嘉定，男子从此不得不“五天一打辫，十天一剃头”。有清一代，嘉定男人头上的这根辫子也是几经波折，留也难，剪也难。200年后的太平天国政权颁布“蓄发令”，明令恢复古代男子束发不留辫的习俗。太平天国在嘉定地区活动近三年（1860—1863），在许多乡镇建立了地方政权，志书记载：“伪官（太平军）由守城之贼委用，绾发辫，盘额，蓝巾绑头，垂其两端……”。勒令全镇民众必须蓄发，严禁剃发结辫，对拒绝蓄发者，太平军予以严惩，“有再剃者杀无赦”。太平军撤离后，人们认为“长毛既遁，官兵且至”，便“争先剃发”。人们对辫子的态度从拼死抗拒到被迫接受乃至习以为常，辫子逐渐成为男人的脸面。从清末民初嘉定的地方报纸《疁报》可以看到，在清末嘉定的民间纷争中，对一个男人最大的侮辱就是一刀剪去他脑后的辫子，正如鲁迅在《阿Q正传》里写的那样，剪掉辫子“弄得不像人样子了”。但先进的嘉定人，也在推动剪掉辫子。1910年，《疁报》报道：“驻意大利公使吴宗濂（嘉定人）发长电到京，极陈剪发易服之关系，请速实行，闻此举为陶贝勒所深许，监国得电后尚未决行。”辛亥革命胜利后，县军政分府民政部于1911年11月21日发布公告，劝谕全县民众剪去“胡尾”——辫子，百姓反映冷淡。年底，南翔镇有个叫匡二台的小学毕业生，在上海读书，响应号召剪去辫子，回到南翔后，当地人见他没辫子都很惊异。在徐行，仅有张溯桥、顾树明两人为倡导新风，于光复后剪去辫子，反受到乡民的讥讽，而广大百姓甚至政府职员仍然还留着辫子。

从清代嘉定男人对辫子的态度可以看出：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很难改变，但在外力的强制作用下一旦改变，新的风俗习惯就会具有同样旺盛生命力；留辫剪辫如此，移风易俗，建立文明新风也是如此。

嘉定伯的美人计

《鹿鼎记》二十二回，韦小宝在云南邂逅陈圆圆。陈圆圆向韦小宝道起自己身世：“崇祯天子的皇后姓周，也是苏州人。崇祯天子宠爱田贵妃，皇后和田贵妃斗的厉害，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将我从妓院里买了出来，送入宫里，盼望分田贵妃的宠”“崇祯天子忧心国事，不喜女色，我在宫里没耽得多久，皇上就吩咐周皇后送我出宫”。嘉定伯有意结交手握重兵的吴三桂，在宴请吴三桂的家宴上，让陈圆圆出来歌舞娱宾，被吴三桂看中要去。后来，李自成攻破北京，陈圆圆又被李自成掳去，继而导致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，投降满清，带领满清攻灭李自成的大顺政权。

那么这位善使美人计的嘉定伯又是何许人也？

《娄塘志》（引自《明史·外戚列传》）记载：

周奎，庄烈帝周皇后父也。崇祯三年封嘉定伯，赐第于苏州之葑门。帝尝谕奎及田贵妃父宏遇、袁贵妃父祐，宜恪遵法度，为诸臣先。祐颇谨慎，唯宏过骄纵，奎居外戚中碌碌而已。李自成逼京师，帝遣内侍徐高密谕奎，倡勋戚输饷，奎坚谢无有。高愤泣曰：”后父如此，国事去矣。”奎不得已，奏捐万金，且乞皇后为助。及自成陷京师，掠其家，得金数万计，人以是笑奎之愚云。

崇祯帝朱由检在做信王时，周氏选入信王宫作了宫女，其父是嘉定娄塘人周奎。周氏后因“婉淑贞静”，晋升为信王妃。朱由检继承皇位后，信王妃被册立为皇后，周奎因此当上国丈并被封为嘉定伯。其后，就如《鹿鼎记》中所说，周贵妃和田贵妃争宠，周奎回到老家嘉定（明代，嘉定属于苏州府管辖），在苏州，遇到了陈圆圆，并将其收为义女，用于和田贵妃争宠。崇祯忧心国事，无心美色。后陈圆圆又落入吴三桂手中。李自成攻入北京后，李自成大将刘宗敏（《鹿鼎记》中写的是李自成）霸占了陈圆圆。也有一种说法是崇祯帝田妃之父田宏遇将陈圆圆从苏州掠至北京，先后送于皇帝和吴三桂。

1644年4月25日，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城后，周皇后在丈夫崇祯监视下自缢身亡，崇祯在煤山上吊身亡。周皇后所生的两位皇子朱慈烺（太子）、朱慈炯被李自成俘获，李自成兵败后不知所踪。农民军将崇祯帝后葬入田贵妃的墓中。清朝入主中原后，将这座葬有崇祯帝后的妃子坟命名为“思陵”，并改葬崇祯帝后，营建地上园寝建筑。生前水火不容的周皇后和田贵妃，死后却不得不共享一窟。

1644年，大明帝国在李自成等起义军攻打下，军饷不足，节节败退，崇祯下令皇亲国戚以及文武百官捐赠白银充作军费。令太监先跟嘉定伯周奎借钱凑饷银，周奎虽富可敌国，却表示家中没有剩余钱财。周皇后训斥周奎一顿，周奎不得不拿出5000两白银。周皇后又偷偷变卖金银首饰之后换来5000两白银，交给周奎，让他以国丈名义捐款。周奎收到白银后却扣掉2000两，才勉强将剩下的3000两白银上交国库。一时满朝王公大臣也纷纷效仿周奎哭穷。北京城被李自成军攻陷后，李自成手下很快就找到周奎等王公大臣，勒令他们捐银助饷。周奎仍然想一毛不拔，农民军可不惯着他，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逼迫周奎的老婆与儿媳自杀，又杀死周奎的儿子。周奎被李自成用皮鞭不停地抽打，快要断气时，才迫不得已交出藏在家中地库里的巨额家财，不久周奎就愤恨而亡。《石匮书后集·传信录》记载，太子朱慈烺逃出了北京城，但没有生存能力，逃到外祖父嘉定伯周奎家中，周奎怕连累了自己，向清廷举报了自己的外孙。这些记载都显示嘉定伯在民间口碑不佳。

嘉定伯周奎身为国丈，家财万贯；包装陈圆圆，使用美人计；在大明危亡之际，却一毛不拔；城破后，亿万身家化为乌有，丢掉全家人的性命。看似小聪明，却鼠目寸光，不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——国家亡了，个人再多的财富又如何守住？终沦为笑谈。

（吴庆）